警卫员兰宝华递交调查报告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问：你可知道广西东兰曾走出一位韦拔群吗？

1962年冬天，北京已经开始飘起细雪。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客室里，一位从广西回乡做完调查的瑶族战士，把厚厚一叠材料恭恭敬敬放在桌上。这位战士叫兰宝华，此前在中央警卫部队服役，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后来因工作需要，被派回广西做社会调查。

毛泽东翻着报告，看到“都安”“东兰”几个地名时抬起了头，问了一句：“你老家在都安？离东兰不远吧？”兰宝华赶紧回答：“是的，主席，都安上游就是东兰。”毛泽东点点头，目光一下子沉了下去：“你知道吗，东兰出了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兰宝华连忙说：“报告主席，听说过，在我们那一带名气很大。”毛泽东把报告合上，缓缓说道：“东兰这个地方，曾经闹起过很大的革命，韦拔群是个了不起的人。”

有意思的是，这已经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广西人面前提起这个名字。早在1956年8月，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在怀仁堂参加接见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问：“你是哪里人？”黄回答“东兰”，毛泽东脱口而出：“东兰是不是出了个韦拔群？”这位早在1932年就牺牲、籍贯偏居桂西山间的壮族农民领袖，为何在几十年后依旧被反复提起？故事要从清末民初的桂西山乡说起。

一、乱世少年：从东兰山村走出的“愤不平”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河池东兰县的一个壮族家庭。东兰地处桂西山区，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红水河、右江从崇山峻岭间蜿蜒而过。这里土地贫瘠，却又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兵匪、土豪、团练交织成一张压在百姓头上的网。壮、汉、瑶各族群众，多半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连年天灾人祸，饿殍遍野并不夸张。

跟周围乡亲相比，韦家算得上小康。他从小上过私塾，识得几个字，有几分书卷气。然而，家境稍好并没有让他满足现状。每天看见的，是乡邻借高利贷还不上，被团丁抽打；是山村少年被拉去当壮丁，一去无回。久而久之，他心里压着一股说不出的闷火，对这个“天”总有股不服气。

1912年，刚刚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还没站稳脚跟，十八岁的韦拔群考入宜山的庆远中学。这所学堂是官办中学，学生多是地方绅户子弟，校长、教员与地方势力牵扯不清。祝寿、送礼、摊派，成了校园里的“规矩”。一次，学校向学生强行摊派钱物给校长祝寿，韦拔群当面顶撞，说这不是正经办学。结果可想而知，很快被学校除名。

这段插曲，看似只是一件校园小事，却能看出他性格里那个“愤不平”的劲。老实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能读书的青年大多只求功名出路，很少有人愿意硬顶权势。被逐出学堂后，他并没有老老实实回乡种地，而是继续往外闯。

1910年代的广西，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给了不少青年人短暂的幻想，但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让这些幻想迅速破灭。1915年底，袁世凯谋求帝制，引发云南蔡锷等人发动护国战争。韦拔群抓住这个机会，卖掉家里的一部分家产，在乡间招募了一百多名年轻人，自筹武装，带队进贵州投奔蔡锷部队，被编入黔军熊克诚的部队之中。

这批来自东兰山乡的年轻人，随着黔军转战川黔边界，参加了攻打松坎、夺取綦江的战斗。在军旅生活中，韦拔群见识到了传统军队的腐败：军官贪污军饷，士兵饥一顿饱一顿，打仗的时候拿命去拼，和平时又被呼来喝去。这种矛盾，进一步逼迫他思考：光靠换一个军阀，老百姓的命运能不能改变？

护国战争结束后，他考入贵州讲武堂继续深造。这所军校里，除了军事训练外，也接触到当时流传的新思想、新学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关于“工人当家”“农民翻身”的宣传，像一阵冷风吹进讲武堂。韦拔群和一批进步青年开始议论：难道中国换一个皇帝、换一个军阀，就算完事？有没有更彻底的办法？

讲武堂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驻重庆的黔军部队担任参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传到重庆，《新青年》等刊物在青年军官中悄悄传阅。韦拔群开始用“愤不平”为笔名撰写文章，公开抨击旧军队制度，呼吁改革社会、改革军制，宣传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军队里，无异于在火药堆边上玩火。很快，他被上级调查，眼看前途不保，他索性挂冠而去，再次弃职。1920年秋，他沿长江东下，想去上海找孙中山，结果孙中山已经南下，便转往广州。

在广州，他遇上了另一批来自广西的激进青年。马君武等人正在孙中山、廖仲恺支持下组建“改造广西同志会”，准备推翻盘踞广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韦拔群加入后，担任政治组副组长，从此踏上了更直接、更激烈的政治斗争道路。

二、回到右江：农讲所学员变成“拔哥”

1921年，孙中山发动讨陆荣廷的战争获胜，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韦拔群随同返回广西，在南宁短暂停留后，被先后任命为南丹、东兰两县县长。听上去风光，但在当时的广西，省府权力有限，地方仍旧盘踞着旧桂系残余和土豪劣绅，加上新冒头的军阀陈炯明势力掺和在内，局面极其混乱。

在这样的夹缝里当县长，实际上很难做事。韦拔群发现，靠行政命令改变不了什么，县衙大门一关，穷苦农民的生活依旧没有出路。他心里越来越清楚：如果不从根子上动摇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权力，仅在官场里折腾，没多少意义。于是他转身回到东兰，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工作。

从1921年秋开始，他在东兰秘密组织“东兰同志会”和农民自卫军，提出“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看上去朴实，却击中了右江两岸劳苦群众的心病。他不只在壮族村寨动员，还亲自爬山涉水，到瑶族聚居区做工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土豪、为什么要“打倒”。

为了争取更多骨干，他在圩镇和山村开办夜校，教识字，讲故事，讲太平天国的事迹。附近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身材不算高、说话铿锵、总爱穿一身旧军服的人，常常拎着油灯坐到半夜。不少人开始亲切地叫他“拔哥”。

1923年，在他的组织和策划下，右江地区爆发了中国现代农民武装斗争史上较早的一次农民起义，史称“三打东兰”。起义军主要由农民自卫军和壮、瑶族青壮年组成，武器多是土枪、大刀、长矛，却敢于攻打县城和民团营寨。这次起事虽然因敌强我弱而不得不撤出县城，但震动了桂西军阀，也让东兰、凤山一带的农民看到了力量的可能。

三打东兰之后，敌军反扑，桂系军官刘日福从百色带兵赶来镇压，东兰城再度落入反动派之手。韦拔群权衡利弊，决定暂时化整为零，把农军分散到各个山寨，准备长期斗争。就在这段艰难时刻，来自广州的消息传来：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这让仍在摸索道路的他看见新的方向，他决定再去广州，找到共产党。

1924年8月，他与战友陈伯民化装成商人，从东兰悄然出发，经贵州、云南绕道越南，再由香港辗转，于1925年初抵达广州，进入彭湃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广州农讲所的那几个月，对韦拔群是一次思想上的“脱胎换骨”。彭湃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农民问题，结合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实践，提出要建立农会，组织农军，打击地主武装。这些内容，与他在右江地区的摸索产生强烈共鸣。原来自己在山乡里摸黑走的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人总结出理论和方法，他很快明白过来：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农民翻身才不是空话。

讲习所毕业后，廖仲恺以中央农民部部长身份，任命他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同陈伯民一道回广西负责农运工作。此时，广西境内滇、桂军阀混战不断，省城难以展开工作，他立刻做出选择——再次回到东兰，把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1925年秋，他在东兰小龙潭一带搭起简陋的油印机，把从广州带回来的党组织文件和宣传材料刻好，用竹筏把这些资料悄悄运往周边乡村。9月30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武篆镇正式成立，陈伯民任主任，他任军事部长。随后，他创办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吸收东兰、凤山、百色、奉议等十余县的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共有两百七十多人。

讲习所设在北帝岩山洞里，洞外山风呼啸，洞内却热气腾腾。开学那天，他亲笔写下“劳动、互助、奋斗、牺牲”的校训，还写了“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要革命地站起来，不革命的走开去”这样的标语，贴满洞内外。动员报告中，他从太平天国讲到国共合作，从苏联十月革命讲到右江农民斗争传统，还提到太平军将领黄十曾在凤山等地坚持斗争三年，鼓励学员继承这种精神，“改造右江”。

在他的带领下，讲习所学员白天练军训、识字，夜晚就分组到圩场、村寨演讲、唱山歌、撒传单，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土豪劣绅很快感到威胁，1925年冬，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地方武装，突然袭击北帝岩。韦拔群沉着布置，让学员依托岩洞地形，一面在前洞佯攻，一面从后洞包抄，打得敌人狼狈退走。

东兰讲习所先后办了三期，培养学员六百多人。这些人回到各县，从事农运、建农会、组织农军，就像散落在右江两岸的火种，把整个桂西变成一片不断燃烧的燎原之地。

三、枪声与背叛：红七军的旗帜与西山深处的一枪

随着农会、农军的发展，右江地区形势在1926年前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当时的统计，仅东兰一县就有农会百余个，会员七万多人；农军七个大队，两千余人，还有约三百人的常备队。农会主持减租，惩治极少数罪恶深重的土豪劣绅，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响彻河谷。

1926年，组织上派陈勉恕任东兰知县，陈洪涛、严敏等人负责县委及农运工作。在他们介绍下，同年11月，韦拔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三十二岁，自青年军官走到了职业革命者的行列。

然而，发展往往伴随着风暴。1927年，大革命失败，新桂系军阀紧跟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右江地区立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桂军四个团压向东兰，各地反动民团乘机反扑，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剿绝东兰农军”，“生擒韦拔群”。

在这种危局下，他决定把农军主力撤入东兰西山地区。西山地势险峻，峰峦重叠，洞穴纵横，是天然的屏障。他把农军分编为许多小分队，灵活机动，利用险峻地形打游击。战士们钻山洞、穿丛林、埋伏击、夜袭营地，用非常简陋的装备同敌军周旋了一年多。正是这段艰苦斗争，保存了右江革命力量，为之后的百色起义奠定了武装基础。

1929年，局势出现新的转机。蒋桂战争结束，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军政大权，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仍有一定认同。中共中央敏锐捕捉到这一变化，派张云逸、邓小平等人赴广西工作，准备在桂西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夏，经党组织联络安排，韦拔群8月14日抵达南宁，受到俞作柏接见。不久，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他当选农民协会副主任，从此以公开身份在省府所在地活动。9月1日，中共广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邓小平传达了中共“六大”六届会议精神，大会确定了广西党组织的任务：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

按照部署，一方面由邓小平、张云逸率军队向百色、恩隆一带转移，准备夺取当地武装；另一方面，要求韦拔群等农运领导人返回右江，动员群众，整顿农军，为起义创造条件。

9月中旬，他率三个连农军从南宁沿右江逆流而上，回到东兰后迅速扩编为四个连，接连攻占东兰三石、武篆等地，消灭当地反动武装，打通东兰至百色的通路。随后，张云逸派李朴前来协助，并押运由南宁调来的军械物资。韦拔群组织沿江农军秘密护航，10月底，大批武器安全运到平马、百色，红色武装在右江地区的骨干力量终于集结完毕。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迎风展开。百色起义正式爆发，红七军宣告成立。当天，成队的红军战士身着灰布军装、腰扎红带，步伐整齐地开进城内，百色、东兰、凤山等十一县的工人、农民、市民代表齐聚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

在平马成立大会上，当张云逸、雷振天、韦拔群等人走上主席台，右江两岸的代表敲锣打鼓，山谷回响声震云天。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的韦拔群，眼眶湿润。这位从东兰山乡走出的壮族农民领袖，历经十数年摸索、失败、被通缉、被围剿，终于见到以工农武装、苏维埃政权为标志的新天地。他脸上那种既欣慰又坚决的神情，让许多人终身难忘。张云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拔群，这一天，你大概在梦里也盼了很久吧？”他只是用力点头，两人相视而笑，话不多，却已尽在不言中。

1930年初，左江龙州起义成功，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成立，红七军、红八军与左右江根据地军民连成一片。2月初，新桂系调第四军、第七军一部企图通过隆安进攻右江腹地。2月6日，韦拔群从平马赶赴隆安，率部在虎头岭一带对敌军实施侧击。战斗中，他举枪一声“追”，带队追到雁江边，将敌人击溃，这一仗稳住了右江根据地西大门。

平马之战后，红七军暂驻凤山盘阳赐福乡修整。军委决定分兵作战：张云逸、李明瑞率第一、第二纵队向桂黔边界发展，韦拔群率第三纵队留守右江，坚持根据地斗争。1930年6月，红七军一度收复百色、田州、平马、恩隆等地，右江根据地进一步扩展。但同年秋，因全国革命局势需要，中央命令红七军主力北上中央苏区，准备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1930年10月，红七军集中于河池一带，纵队改编为三个师，韦拔群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政委。随后，第二十一师抽出一千多名精壮官兵补充给即将长征远征的两个主力师，数千名右江子弟随军远去。韦拔群则带少数兵力回到右江，坚持斗争。他与陈洪涛一道，将东兰、凤山、都安的常备营和赤卫队整编为两个独立营和四个团，1930年12月在恩隆乙圩召开红二十一师成立大会，周边军民上万人参加，他在会上强调：“工农红军的队伍，就是要打垮一切来犯之敌，为工农的利益战斗到底。”

红七军主力撤离后，右江根据地面临更严峻的局面。1931年春，白崇禧指挥桂系第七军和大批民团土匪，对东兰、凤山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兵力上万。韦拔群一方面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转移粮食和物资，一方面将四个团布防于西山周边关隘，利用山地优势阻击敌人。同时，他组织“杀奸团”等小分队，化装成普通农民白天侦察，夜间袭扰，纵横于武篆至西山几十里山谷之间。仗打得艰苦，敌人付出不小的代价后，第一次“围剿”以无果而终。

同年11月，敌军汲取教训，第二次“围剿”出动八千多人，对西山采取“合围+步步紧缩”的策略，妄图一举歼灭根据地。他们放话：“不活捉韦拔群，也要困死、饿死他。”山路被封锁，山头被占据，任何可疑行人都被抓。韦拔群率军民挖地道、设竹签、埋地雷，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阻击敌人，还组织军民编山歌互相鼓励，精神上不让士气崩塌。第二次“围剿”，敌人仍然没能达到目的。

1932年8月，白崇禧纠集近万人，亲自坐镇东兰、武篆指挥第三次“围剿”，规模更大，火力更强。连年征战，让西山军民粮弹渐紧，物资饥乏。敌军在强攻配合“策反”的两手策略下，极力寻找突破口。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叛徒也在此时出现。

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在西山一处山洞内与政委陈洪涛、部下研究下一步部署。据记载，当日山洞附近已有敌军侦察活动，有人传言敌方重金悬赏他的首级。这句话，被一名叫韦帛的叛徒听在心里。当天，他借口“下山找吃食”，暗中与敌特接头。夜色将晚，他回到山洞时，陈洪涛已离开，警卫员因连日劳累与饥饿在洞口睡着，韦拔群也因大病缠身、加上长时间奔波而沉沉入睡。洞内昏暗，空气湿冷，枪声响起时，周围人还没反应过来，子弹已击中这位老战士。

一枪之下，这位在右江山乡浴血奋战多年的革命先驱倒在血泊之中，年仅三十八岁。他没有倒在正面战场，而是死于身旁叛徒的枪口，这是当时革命斗争极其残酷的一面。数月后，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在百色地区被敌人杀害。西山军民将烈士遗体草草掩埋于山坡，以免被敌人挖掘毁辱。

四、名字之后：被一次次提起的“拔哥”

韦拔群牺牲后，右江地区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副师长黄松坚等人继续组织游击，在黔桂边界、右江两岸坚持斗争。尽管根据地几经反复，但在这片山地上播下的种子，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党和红七军、红八军的领导人，对这位牺牲于偏远山洞的农民领袖始终没有忘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在悼念牺牲烈士时，毛泽东主动提议为韦拔群、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陈原道等烈士默哀三分钟，把他与一批重要理论家、领导人的名字放在一起，这在当时意义极高。

新中国成立后，每当提到右江根据地和百色起义，领导人们常常会想到这位早逝的战友。1955年，张云逸同覃应机、谢扶民在广州见到毛泽东，话题转到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时，毛泽东当众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表扬，而是对他在农运理论实践结合方面的认可。

兰宝华那份调查报告，也是发生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他从毛泽东身边回广西调查，报告中自然涉及都安、东兰等地情况。毛泽东批阅时，看着“东兰”二字，随口问了一句：“你知道吗，东兰有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兰宝华回答“听说过”，毛泽东顺着话头说起：“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当年韦拔群等人，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为革命牺牲……”短短几句，把一个在山林间牺牲的地方领袖，重新带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话题里。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工作会议，期间与时任广西领导人韦国清交谈，又提起这个名字，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早年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从时间上看，毛泽东与韦拔群确实在农讲所导师与学员的关系中有过接触，对他的坚决和扎根农村的工作方式十分欣赏，这种评价并不夸张。

另一位对他念念不忘的，是曾在右江一线领导红七军、红八军的邓小平。1962年12月，韦拔群牺牲三十周年之际，邓小平专门题词纪念。1981年12月10日，百色起义五十二周年纪念活动上，他再次题写：“纪念韦拔群、李明瑞等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在众多战友中，特意点出这个名字，足见他在右江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

从东兰山村一个“愤不平”的少年，到东兰同志会与农讲所的组织者，从右江农军的“拔哥”到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再到西山深处倒在叛徒枪口下的烈士，这个人短短三十八年的生命轨迹，贯穿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五四新思潮、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等多个阶段。

他没有写下厚重理论著作，也没有留下整套成熟的战略战术，但在右江那片山川间，他用一场又一场艰苦的组织工作、农运实践、游击战争，把“农民可以组织起来、可以武装起来”的道理，用事实刻在山石上。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后人谈起百色起义、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谈起农民问题与武装斗争的结合，这个名字总不会被遗忘。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一次次提到他，既是怀念战友，也是对那一代中国农民革命者的肯定。邓小平多次题词纪念，把他的名字与右江、百色起义紧紧相连，也是在史籍之外，给这位从山村走出的“拔哥”留下一份沉稳而清晰的位置。